我的绿色梦 在青山绿水间诗意栖居

来源:鄂尔多斯日报  编辑:金嘉惠  发布时间:2020年08月12日09:55   记者:王果香

当年植树造林时的工作状态

绿色,在田园里是那样的清澈透明,它代表着农民的希望;绿色,在库布其沙漠中是那样的深沉稳重,它代表着毅力,融入了我的绿色情结,因为那是我一直坚守的绿色梦想。

我于1954年出生在达拉特旗原树林召乡的王贵村,王贵村地处库布其沙漠中段北部边缘。王贵是我先祖的名字,这让我感到一种荣耀,但荣耀的背后也有苦涩的记忆。王贵村一直以荒凉、贫穷而出名,“一年四季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家徒四壁,黄沙漫漫,缺少绿色,祖祖辈辈与风沙抗争的情景成为我心头永远抹不平的伤痕。

“环境越困难,刺激文明生长的积极力量就越强烈”,这是西方史学界的一个著名观点。穷则思变,因贫穷被刺激起来的“创造能力”是“先翻身,后绿化”。我爷爷曾经在沙窝子里挖了一眼大口井,在耕地边上种了树,对我们兄妹几个说:“在沙里种树,树能把沙子固定住,树叶子掉下来变成肥料,土质就会变好。”于是,一个绿色情结深深地根植在我的心里。

出于对绿色的渴望,爷爷亲自给我们四个孙子起名字,这成为他与风沙抗争的宣言:翻身、果绿、果梨、果香。平日里,我们四个孙子跟上爷爷在地里种树。那时候吃不饱,念书的事情是想也不敢想。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念书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在我的再三恳求下,13岁开始念一年级,全班同学我最特殊,年龄大、个子高,永远坐在最后一排。不过这些反而成了我的优势,老师认为我年龄大能管住人,再加上我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念书机会,学习下苦,成绩不错,就让我当了班长。1974年6月24日,我从达拉特旗一中高中毕业。1975年12月,经过严格的考试推荐筛选,我被录用为达拉特旗借调干部,分配到高头窑乡任团委副书记。在这期间协助搞过计划生育和妇女工作,1982年春季,我调到树林召乡政府工作。

因受到爷爷的影响,植树造林、绿化沙漠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我在抓妇女、青年工作时,就有意识地组织动员妇女和在校学生参加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参加全国妇联和林业部组织的“三八”绿色工程和营造“妇女工程林”等活动。同时建起了中小学生防治荒漠化教育试验基地。让妇女儿童成为生态建设的主力军。也许是我一直喜欢种树治沙的原因,1982年,我被任命为树林召乡林工站长,1990年,我在乡里的选举中,以全票当选为树林召乡副乡长。任职后主管林牧业工作,我深感肩上这副担子的沉重。

树林召乡总面积400多平方公里,其中80%是沙漠或半荒漠。由于风沙所逼,再加上土地少、收入低,形成了“男劳力外出打工,妇女儿童在家种地”的局面。80年代初,人们对造林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尽管饱受风沙之苦,但他们好像认命了。个别村民把林工站无偿送去的树苗喂了羊,还有的怕树木吸收养分,影响庄稼生长,把林工站给种上的树,偷偷拔掉,让人哭笑不得。我只好带着林工站的技术人员,挨家挨户上门动员,同时还请上林业部门帮助制定了本乡沙漠治理的近期计划和远景规划。全乡17个村,123个社我们记不清跑了多少遍。计划有了,启动的资金还没有着落,我就硬着头皮去跑去要,经过千言万语的游说,千辛万苦的奔波,千方百计的筹措,树林召乡的治沙造林工作被纳入了达拉特旗“三北”防护林二期工程建设之中,得到了国家专项资金援助。

张铁营子村过去风沙弥漫植被稀疏,种子种下去常被风吹出来,长出的苗也屡屡被风沙打死,一亩地打不下一斗粮。这个村的杜花眼、赵金马夫妇承包了几十亩沙地,无法耕种,我了解情况后就去他们家,耐心地劝他们从种树开始,先栽防护林,再试种果树,又协调林工站给他们送去了树苗。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两口子平整沙地,深挖树坑,栽下了全村富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批树。3年后,果树开了花,挂了果。秋天卖果子挣了四五百元,第二年收入1000多元,后来就每年收入上万元到几万元。眼见为实。村民们一改往日冷漠的态度,主动找我要求栽种果树。后来,全村95%的家庭房前屋后都种上了果树,张铁营子村变成了全国绿化“千佳村”,同时被林业部列入防治荒漠化示范村。实现了林、果、粮、药复合经营,既治住了沙子,又增产了粮食,更主要的是增加了经济收入。

农民的观念在一步步转变,活教材一天比一天多,这与我跑村串户,苦口婆心地宣传种树治沙分不开。我经常和林业技术人员一道深入田间地头进行现场指导,组织村干部到巴彦淖尔、包头等地参观学习,引进果树、枸杞等栽培技术。农闲时,我又请来果树专家,举办培训班,先后培训近万名群众。正当治沙绿化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一场灾难降临了。1993年春,树林召乡发现了杨、柳树的天敌——光肩星天牛。林业专家说,治理此害目前还找不到理想的办法,唯一的措施就是砍树,按要求必须砍出一条一公里宽的隔离带,以保护更多的树木。为动员乡亲们砍掉病树,我带着林工站的七个姐妹来到三顷地村动员群众砍伐病树。一番工作后,群众都积极配合。造林大户孙七老汉还成了带头砍树的义务宣传员,哪里遇到麻烦,总少不了孙七老汉的现身说法。砍病树历时三年半,树林召乡共砍伐病树150多万株,此举受到林业部等有关部门的赞赏,被誉为“八女战天牛”。

地处库布其沙漠北部边缘的树林召乡,初春时节寒气袭人,可正是植树的黄金季节。该起苗了,半个月前浸泡的树苗要起出来送到村民家里去。乡林工站里女同志多,我作为副乡长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我不带头难道让这些姐妹们带头?于是我就跳进过膝深的浸泡着树苗的水坑中往出抬树苗。成捆的树苗与沙子泥土搅在一起,被压得很严实,工作非常吃力,春水冰冷刺骨,几分钟下来,腿脚基本上失去了知觉。林工站的姐妹们齐心协力,满身泥水地将泡好的树苗装满一辆辆卡车,运送到村民家中。

飞播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为了保证飞播效果,做好地面配合,我们提前几天住在老乡家里。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就得起床,我和众姐妹相隔几百米站一个人,点火导航。凌晨的天空黑乎乎的,谁也看不见谁,伴着寒风,又冷又怕,大家只能互相叫着对方的名字来壮胆。我们的行动,感染和影响了村里的群众。随着绿色的增多和风沙的减少,男人们也逐渐返回家乡,积极参加到种树治沙的行列中来。有关部门的支持也多了,全乡逐渐形成了人人上阵,户户治沙的可喜局面。在造林治沙取得成绩的基础上,我们在全乡尝试发展庄园式的经营模式。就是林、果、粮、药、草、畜复合经营,以最优化的农、牧、林结构发挥最佳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实现了“田成方,林成网,路相通,草旺粮丰,林茂畜壮”的新农村景观,形成了以张铁营村为代表的“张铁营模式”和以五股地村为代表的“五股地模式”。

1996年2月5日至16日,联合国国际防治荒漠化公约组织第八次政府间谈判会议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会议邀请25个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代表参加,我作为中国唯一一名非政府组织代表受到邀请。会上只有4位非政府组织代表发言,我被排在第一位。面对不同国籍、不同肤色的代表,我作了《中国基层妇女在执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中的作用》的发言。这一刻起,鄂尔多斯的一个乡和世界架起了一道相互合作的桥梁。一个月后,公约秘书处又派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电视部“防治荒漠化成就”拍摄小组,将树林召乡治沙造林的经验拍成电视专题片,于1996年6月17日第二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在世界143个公约签署国播出。会后,许多官员表示愿意到中国来看看,并提出合作意向。这一年,树林召乡被确定为内蒙古自治区林业治沙重点示范乡,开始实施高效林业及沙漠综合治理开发利用示范工程,最终实现全乡农田林网化、土地园林化模式下的高产、优质、高效林业产业体系。项目实施期间,全乡以每年完成造林和治沙任务各一万亩的速度推进。节水管道、喷灌、滴灌、土壤保湿等新技术在沙区得到推广。沙地衬膜水稻、日本大根青萝卜、美国脱毒马铃薯、人工麻黄等经济作物陆续引种成功。鸵鸟、梅花鹿、环颈雉等以前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珍稀动物,也在树林召乡安家落户。各种项目贷款也纷纷垂青这片巨变着的土地,多的几百万,少的十余万。项目建成后,先后有七批联合国、以色列和比利时等国际组织和国家的专家到树林召乡参观学习。1996年8月联合国防治荒漠化亚非论坛会在北京举行,我作为国际治沙学会的理事参加会议,8月17日会议组织48个发展中国家的60多位专家到树林召乡参观考察。

这往后,我又担任了市防治沙漠化暨沙产业草产业协会会长,在鄂尔多斯市政府支持下,我积极组织并参与了国内外一系列防沙治沙活动。先后到过52个国家参加了防沙治沙国际性会议,其中18次代表中国非政府组织在大会上发言,全面介绍中国防沙治沙的经验和成果,受到国际友人的好评,让绿色鄂尔多斯不仅仅只是一个传奇。

我时常站在山清水秀的鄂尔多斯大地,俯瞰绿色的田野,赏析美丽的生态画卷,看到乡亲们的舒心日子,特别是这般青山绿水间诗意栖居的恬淡,心里猛然有了几分陶醉,那浓浓的绿色情结再一次涌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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