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新中国成立70周年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教育变迁——
薛玉明和《城川教育志》

      发布时间: 2019-09-05 09:47:31       来源: 鄂尔多斯日报       责任编辑: 李美莹

1945年,延安民族学院迁到城川,改称城川民族学院。城川教育发展的起点也源于此——

“1945年春,抗日战争接近尾声。在城川民族学院部分领导的提议和倡导下,‘伊盟工委’(对外称‘城川办事处’)指定马元亮(蒙古族)、蔡子平两位同志筹办城川小学。当时条件差,工作极其艰苦,校舍是租用城川寨子北边一华里处牧民朝格都林迁居后留下的两间旧土房。屋子年久失修,破烂不堪。马元亮、蔡子平自己动手修缮房屋,并在两端由土坯砌成的土墩上面搭一块木板当做课桌,几块土坯砌成的土墩当做凳子。就这样,城川地区第一所蒙汉合办的‘城川办事处民族小学’正式成立了。马元亮任校长兼蒙文教师,蔡子平任汉文教师。当时蒙汉各有一个班,共有25名学生。”——摘自《城川教育志》手稿。

初见《城川教育志》手稿的人,一定会惊叹于其内蕴历史的厚重与撰写之不易。泛黄的扉页上,整齐的小楷勾画出全书的编排顺序;六七种纸、黑色蓝色圆珠笔和铅笔字迹以及修改液痕迹混杂其间;纸张拼接、粘贴,批注、插话间或其上……

这份手稿,是鄂托克前旗老教师薛玉明退休后,利用10余年时间构思、搜集整理资料,再用5年多时间撰写几近完成的一部详实的城川地区小学、初中建设发展史料。

薛玉明生于1951年,与新中国共同成长。他一生的求学、工作经历,紧贴城川地区教育工作发展变迁脉络,其本人更是为当地教育改革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薛玉明和他的《城川教育志》就是一部生动的鄂尔多斯西部地区初等教育发展简史。

 

少年求学三易其地

        在薛玉明的记忆中,自己上小学和初中的10年时光中,先后换过四所学校。

        1958年,7岁的薛玉明到了上小学的年龄。父母把他送到离家最近的新寨子小学读一年级。当时的课程非常简单,语文只教识字,数学则是10以内加减法。

        二年级的时候,因为新寨子小学只有一年级,薛玉明转到了稍远一点儿的敦达图小学,在这里可以读到三年级。语文课增加了简单的段落和篇章结构,数学课“升级”到了100以内的四则运算。

        四年级的时候,薛玉明第二次转学,来到了30多里外的城川小学。这是一所由城川公社设立的完全小学,一至六年级的课程全部都有。

        城川小学成为完全小学是在1956年春天。此前一直到1950年春,城川小学仅是一所初级小学,课程设置为1-4年级,升入5年级时需要转入相距50公里的三段地完全小学就学。解放前,城川小学则只有1-2年级。

        1965年9月,14岁的薛玉明走上了更远的求学之路——200公里之外的鄂托克旗第一中学。回忆起这段求学经历,薛玉明说,“那时候为了节省上学经费,三年只坐过两次班车。放假、开学全都是徒步行走,最快的一次只用两天一夜就回到了家里,当时两条腿都走肿了。”

        1968年7月,初中毕业的薛玉明欠下了学校190元的学费和伙食费,被学校暂扣毕业证书。他用三个多月的时间在周边地区打工赚钱,还清了欠款,取回了毕业证书。

        “下了车黑压压一大片人。”在薛玉明返校的第三天,1087名南京知识青年驻扎在鄂托克旗第一中学,学校要求毕业生立即离校。

        在这批南京知青中,有相当一批是66届毕业的老高三、老初三学生,他们接受了完整的高、初中教育,掌握的书本知识比偏远牧区的同龄学生们要扎实很多。当地党委、政府意识到了这份“优质资产”,以及偏远地区教育落后的现实,几乎不加考察地在这批知青中选择了相当一批人,安排到旗、苏木的中、小学校中任教。这批人很快就成为学校各学科的带头人,对当地基础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也正是这一批南京知青,他们言传身教,使当地人们的眼界开阔了,观念改变了,意识提升了。大城市的文明、历史文化古城的底蕴、现代教育深厚的基础,科技、商贸发达地区开放的意识,由知青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偏远、落后的牧区人们,特别是牧民的孩子们。

        在南京知青抵达的次日,薛玉明离开鄂托克旗第一中学,回到了家乡城川公社新寨子大队二小队。

        饮水思源情系母校

        受小学班主任李永元、数学老师于迪家二位老师影响,薛玉明立志要当一名人民教师。1969年3月,他回到了自己的第一所母校——新寨子小学任教学工作,并担任该校校长职务,一干就是八年。此时的新寨子小学已经有三年级了。

        最多一年薛玉明一个人教过三个班,一天下来口干舌燥。“1973年前,大队每天给我记8工分,另外2工分得利用早晚时间参加集体劳动才能获得。周日和假期,教师也要参加劳动挣工分,晚上要到生产小队义务搞扫盲教育。”

        薛玉明在新寨子小学任教期间,学校教职工最多有4名,学生近90名。看着学生们一张张稚嫩的笑脸和渴求知识的眼神,薛玉明既自豪又满足,既骄傲又深感责任重大。“祖辈大字不识一个,我作为他们的后人能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感到无上光荣。”

        1976年5月,兼任新寨子大队团支部书记的薛玉明被评为优秀团支部书记,并在城川公社团代会上作了经验介绍。同年,他以全公社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位于东胜的伊盟师范学校。读书是没有经济来源的硬性投入,已经成家的薛玉明利用星期日和假期休息期间,在东胜城打工挣钱供自己就学。

        1978年6月,师范毕业的薛玉明告别了东胜城,再次回到家乡新寨子嘎查。当年9月,他考入了自己的另一所母校——城川小学。

        此时的城川小学已经更名8年了。早在1970年春,城川小学响应党中央“普及小学教育、扩展初等教育”号召,把公办小学下放到民办学校,增设初中教学班,将公办小学改成“戴帽子小学”。同年小学和中学分设,性质变为民办学校,改称“城川街道小学”。

        从1970年开始,“戴帽子小学”不再招收小学阶段学生,直到1975年校内最后一批小学生毕业后,批准学校成为正式中学,改称“鄂托克旗第七中学”。

        1976年2月,薛玉明毕业离校前曾在鄂托克旗第一中学匆匆一见的南京知青中的两人,刘康美和张成福夫妻双双接到了鄂托克旗教育局的调令,调到城川中学也就是“鄂托克旗第七中学”担任初中教师。

        据刘康美回忆,当时学校分配给她的工作是教初三的语文和初二的物理。一般文理兼科,在教育界是行不通的,但是因为城川中学师资缺乏,只能如此。刘康美虽具有一定功底,但所学知识也已生疏。张成福对她说,“要给学生一碗水,老师自己必须有一桶水”。于是她就先自学,每天备课到深夜,努力使自己熟练掌握所教的课程后,再去耐心细致地教会学生。在一次城川中学的语文教师统考中,刘康美考得最好,远远超过了另几位从伊盟师范毕业后,分配到城川中学来教学的语文老师。

        薛玉明入职的前一个月,1978年8月,城川苏木政府通过大力招聘新教师和调出部分老教师等手段,对城川街道小学教师队伍进行了调整和整顿,小学各方面工作走向正规,教育教学质量稳步上升。在1979年上学期期末的鄂托克旗全旗小学教学质量普检统考中,城川街道小学一年级新生语数成绩均分获全旗第一名。

        教学经验全盟巡讲

        在城川街道小学任教的第二年,薛玉明便被任命为城川小学的第九任校长,一直到1987年3月其转任城川苏木教育办公室主任。

        1980年冬季,薛玉明所带的班级在鄂托克旗全旗统考中语数均分获全旗第一名。同年他被评为盟级先进教师,先后出席了城川苏木、鄂托克旗和伊克昭盟劳动模范大会,并作了经验介绍。之后他又在达拉特旗出席语文教研会议,作了《我是怎样教低年级拼音与识字教学》的论文发言。

        1983年春,学校学生共有162人,教师共9人。这一学期末,5年级毕业生有24人,考入城川中学22人,升学率达到91.7%,居全苏木12所小学首位。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还没有颁布实施,初中也未达到普及程度,招生实行录取分数线制度,各小学间的竞争非常激烈。1983年秋,学校增设了一个学前班,招收学生25人。

        这一年,城川中学(鄂托克旗第七中学)改为鄂托克前旗城川中学。鄂托克前旗于1980年从鄂托克旗分设建旗之初,城川中学最初确定的校名是“鄂托克前旗第四中学”。

        城川中学在1981年9月开设了英语课程,是鄂托克前旗中学中开设英语课程最早的一所学校。始教老师是郝桂梅、王保华,两位老师都是陕西人,分别来自靖边和定边。

        1984年,鄂前旗财政先后两次拨款共计8万元,修建位于苏木南街的城川小学新校区,同年部分班级搬入。学校再次转成公办学校,实施寄宿制,并改称“城川完全小学”。1986年,城川苏木政府出资为学校配备了发电机、电视机、放像机等电教设备,为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提供了条件。

        模范教改频受表彰

        从1987年担任苏木教办主任到2001年退休,是薛玉明职业生涯最长的一个时期,他站在更宏观的视野上思考教育改革工作。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鄂前旗城川苏木是全旗有名的贫困地区。如何搞好两所学校、8个教学点的1419名儿童的初级义务教育?怎样才能有效的控制适龄儿童的流失?怎样才能全面完成初级中等义务教育任务?这些都是急需待解的难题。

        1992年春,薛玉明不顾自己身患严重的胃病,骑着自行车跑遍了苏木所有学校、农户,对适龄儿童进行详细的统计造册,就连外来打工家庭的适龄儿童也做了细致的登记。通过几个月深入细致地走访入户,很快摸清了城川苏木所有学校的家底,推动全苏木发展义务教育的基本框架逐渐在他脑中成型。

        由于统计数据详细真实,做出的规划方案切实可行,苏木党委、政府采纳了薛玉明的建议,很快制定提出具有战略性的“二校”“八点”的办学格局,有效整合了教育资源,全面提高了适龄儿童入学率。

        薛玉明还先后制订了《小学生入学办法》《儿童缓学、辍学、复学的管理制度》《关于学生休学、转学的管理办法》等。在他的推动下,苏木党委政府下发文件在12个嘎查村成立了义务教育领导小组,形成了层层有人管的义务教育网络。他还积极鼓励教师深造,累计39名教员取得了中师文凭、19名教师通过自学考试取得了大专文凭,在他指导的教师队伍中先后产生市级教学能手4名、旗级教学能手9名,使教师在文化业务素质方面在“八五” 期间得到大幅度提高,给“九五”期间八年制义务教育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990年,薛玉明兼任城川完全小学党支部书记。他所在的小学支部1992年被鄂托克前旗委授予“全旗先进党支部”,1993年被评为“全旗体育达标先进集体”,1994年被鄂托克前旗人民政府评为“全旗目标管理责任制二等奖”,1995年城川中心小学教学质量全旗第一,受鄂托克前旗委、政府通报表彰,1998年城川苏木成为“两基”达标模范乡苏木。薛玉明本人也先后十二次受到盟、旗、苏木党委的表彰和奖励。

        1995年至2000年,薛玉明多方筹集希望工程救助款,帮助160多名贫困学龄儿童小学毕业,其中35名升入初中就学。

        这一时期,城川地区中小学教育均取得了极大的发展。

        按照“优化资源、集中办学”的原则,截至2000年9月,城川地区只有一所公办完全小学——城川完全小学。学校占地面积27835平方米,在校学生776人,教职工93人。学校的办学条件有了很大提升,达到了十有、一无(即,有教室、有宿舍、有课桌凳、有操场、有厕所、有饭厅、有图书、有围墙、有勤工俭学基地、有实验电教室,无危房)。

        1989年,城川中学改为“初级职业中学”,招收“3+1”(初中3年毕业后未升入高中的学生回原校接受1年的职业技术教育)回收职业班,专门为城川地区培养“农、林、牧”适用专业技术人才。截至2000年底,城川中学占地面积39900平方米,建有集教学、办公、图书、电教于一体的三层教学大楼。在校学生485人,教职工44人。2001年,学校增设计算机课程,电化教育逐步走进了课堂,几代人的理想终于得以实现。

        退而不休夙夜为教

        薛玉明是一个闲不住的人。退休后还能为教育事业做点儿什么,他常常问自己。

        起源于城川民族学院的城川教育事业,与共和国一起成长壮大,必定在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发展史中占据重要位置。作为城川教育事业发展的见证者和受益者,薛玉明内心的迷雾散开,余生的目标确立——为城川教育立志。

        十年磨一剑。

        薛玉明一边思考总结,一边搜集整理。期间,他先后整理完成了1985年前的150名民办教职工(121名教师、29名工人)档案,1986年至2000年期间的121名的民办教师档案和工资发放表。

        2012年,这份珍贵的、全鄂托克前旗唯一的档案,让1985年前的150名民办教职工累计获得一次性财政补助1146600元。

        2014年,薛玉明着手起草《城川教育志》手稿。目前累计完成26万余字,已近成稿。本文中关于城川地区教育发展变革的大部分内容皆出自该手稿。

        2017年12月,薛玉明得知消息,下岗民办教师任教一年以上者在当地社保局补缴15年养老金,达到退休年龄后可以获得企业退休工待遇,他随即逐一打电话通知城川地区1986年至2000年期间的121名的民办教师。先后有91名下岗民办教职工从薛玉明处获取档案和工资表资料,其中66人借此办理了社保补缴手续,目前已有18人到龄领取到了养老金,最高的每月2000元,最低的每月1054元。

        鄂托克前旗除城川镇以外其他地区的民办教师因无法提供档案和工资表,无一人办成社保补缴手续。薛玉明为这些下岗民办教师提供资料,办理手续义务工作了近一个月,没有向任何人、任何单位索取过一分报酬。

        薛玉明说,民办教师为了振兴城川地区教育事业,奉献了青春。作为他们曾经的领导和同事,能为他们老有所养提供一点帮助,感到高兴和自豪。

(记者 王 玮 张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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